论景德镇陶瓷艺术的传承

创新离不开传承,离开了传承的创新是荒谬的,景德镇的陶瓷艺术更是如此。但我们队传统的文化艺术也不能全盘吸收,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需要我们去甄别。当今景德镇陶瓷艺术多数是陶瓷绘画,本文就以陶瓷绘画为个案进行研究,以此抛砖引玉,希望能为陶瓷艺术家的创新提供启示和思路。

当今的景德镇陶瓷绘画风格往前追溯是时期、以珠山八友为代表的新粉彩,而新粉彩再向前追溯就掉链子了。但跳过这个环节,继续往前追溯就是明清极为兴盛的粉彩、五彩和青花。所以,浅绛彩为何异军突起,一直是学界探究的话题。

学界关于浅绛彩瓷兴起的解释主要有四种:一是天平太国运动中御窑厂烧毁后画师流落民间;二是“新安画派”的影响;三是“海派绘画”的影响;四是黄公望浅绛彩画的影响。但这些解释多是泛泛之言,一笔带过,还没有哪种解释有根有据,让人信服。

先来分析第一种解释,御窑厂被烧后画师流落民间,他们不再受宫廷约束,为迎合民间创作出了简单易行的浅绛彩瓷,这种说话似是而非。御窑厂画工流落民间,为何偏要选择浅绛彩瓷?他们可以继续绘制工艺简单的青花和五彩,没必要一定绘制浅绛彩瓷。第二种解释是“、新安画派”的影响,虽然以程门、王少维、金品卿为代表的新安籍画师占浅绛彩瓷画师总数的三分之一,但事实上在有关“新安画派”的资料中,找不到任何浅绛彩瓷画家的记载,在浅绛彩瓷画作中也几乎不见模仿某“新安画派”的影响。第三种是“海上画派”影响说,仅从时间上来看此论就不成立,“海上画派”形成于上海开埠后的19世纪50年代,而梁基永通过考证提出浅绛彩瓷兴起于道光末年(1935–1850年前后)。可见,两个画派几乎同时兴起,还谈不上谁影响谁。

第四种解释,元代文人画家黄公望对浅绛彩画的影响,此说分析起来就比较复杂。浅绛彩瓷受黄公望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黄公望的浅绛彩画为何在明清景德镇陶瓷兴盛时期都没动静,偏要等到数百年之后才发生作用呢?显然黄公望的浅绛彩画并不是导致浅绛彩瓷兴起的直接原因。不过,间接影响还是有的。当我们顺着黄公望浅绛彩画的历史发展脉络,不期然地发现在五百年后还真的促使了景德镇浅绛彩瓷的兴起。只不过,在这五百年里黄公望浅绛彩画所代表的文人写意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为景德镇浅绛彩瓷的兴起提供了直接的动力和契机。

文人画兴起子唐宋时期,兴盛于元明清时期。文人画与文人这一集团密切相关。随着唐宋科举制的推行,大批掌握儒家经典的文人士子进入统治阶层的上层。他们有着儒家匡世济民的理想信念,渴望建功立业,造福天下,但由于现实的原因往往难以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使得他们心中积郁起难抒之气。所以,他们往往通过吟诗作画抒发出来。正如宋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一文中所言: ”尝试论之:窃观自古奇迹,多是轩冕才贤,岩穴上土,依仁游艺,探赜钩深,高雅之情,一寄于画。”郭若虚提出绘画只不过是文人雅士寄情寓意的载体而已。到了元代,由于文人阶层普遍被排除在统治上层之外,这使得他们更是牢骚满腹,胸中积郁不平之气更多。元代文人画之所以盛行与他们心中的积郁不平之气太多有关。元代倪瓒说他的绘画是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写胸中逸气。所以,文人画不过是文人画家抒情写意的载体而已,不求形似的笔墨表现 形式也只是为抒情写意服务的。

但宋元文人画的艺术精神到了明清时期则发生了变化。明清时期的封建和八股取士,使得明清文人们普遍缺乏匡世济民的理想信念, 在绘画中也普遍缺乏寄兴寓意的艺术追求。以董其昌为代表的文人画家不再以画为寄,而是以画为乐。董其昌虽然推崇元代的倪瓒、黄公望等文人画家,并摹仿他们的绘画,但他只是把绘画当作消遣玩乐的工具而已。他把这些元代画家的笔墨加以提炼,形成一套程式化的笔墨表现形式,从而使得笔墨自身的表现形式成了绘画的重点。董其昌注重笔墨自身,自然主张引入书法的笔法 笔意入画。他说: “善书必能善画,善画必能善书,其实一事耳。”董其昌提出书法和绘画其实是一回事。这样一来,引书入画成了文人画的关键。

但这一嬗变并没有结束,经过清中后金石学风的影响,更进一步将明清文人画家所倡导的引书入画嬗变成为以书作画。乾隆年间的翁方纲、邓石如,嘉道年间的阮元、包世臣的金石学风直接影响了当时画家的创作,如邓石如的金石书风影响了“扬州画派”中的郑板桥、高凤翰及金农等人。清末金石书画家王学浩说: “有人问如何是士大夫画?曰:只一‘写’字尽之。”

他清楚明白地提出只要运用书法的笔法笔意作画就是文人画了。至此,高深的文人画变得简单易行,能书会写的画家都可以创作文人画了。清末许多画工出身的画家引书入画,俨然咸了文人画家,如画工出身的海派画家任伯年。至此,文人画和画工画(包括工艺美术)在创作理念上已经没有区别了,即在画工画中引入书法即可被看作是文人画了。这使得本是工艺美术家的陶瓷创作者可以凭借诗书画印的功底创作陶瓷文入画了。在这样的艺术氛围中,浅绛彩瓷兴起了。浅绛彩瓷在技法、线条、色彩、构图等方面深受清末以书作画的影响,在画中融入了书法的笔法、金石的笔意、深远的意境。多数浅绛彩瓷画家有着深厚的文化修养和浓郁的书卷气,他们不仅书底深厚,而且诗文造诣颇高。他们还经常以画会友,诗文唱和。他们所创作的浅绛彩瓷有着强烈的文人意味。浅绛彩瓷彰显了陶瓷的艺术性和文化性,而淡化了陶瓷的装饰性和工艺性。余继明说: “(浅绛彩瓷)人称文人瓷画。文人画的写意笔法一览无余。”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我们深入研究黄公望的浅绛彩画后,竟发现它经过一系列的演变,五百年后还真的促使了景德镇浅绛彩瓷的产生。看似简单的浅绛彩瓷,它的艺术化渊源原来是如此的博大精深。可见,传承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我们认真地探究。我们只有将所传承的内容弄清楚了,才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经过以上梳理,浅绛彩瓷中所存在的精华和糟粕也就清楚了。浅绛彩瓷吸取了明清文人画中的引书入画和金石气,但舍弃了宋元文人画中的抒情写意和终极关怀。这一状况传至的新粉彩,再传至当今的陶瓷绘画,都没有引起警觉和调整。所以,当代陶瓷艺术家在进行创新之前,一定要弄清楚自己所从事的陶瓷艺术的渊源流衡量自己能够创新到何种程度。我们不能革掉历史和文化的传统进行艺术的创新。我们只能在这一传承的潮流中添砖加瓦,方有可能在艺术历史的长河中占有一席之地。

(陈健毛,景德镇陶瓷学院美术史副教授,武汉大学艺术美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陶瓷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