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瓷艺术征服欧洲

古代丝绸之路默默地连接了东西方文明,呈现了人类交流的不同层面。在这条古老的道路上,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珍宝传入了欧洲,而欧洲制作的玻璃器、葡萄酒、钟表等商品也被输送到了中国。这种跨越大陆和海洋的物品互相传递,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和物质生活,同时也见证了人类文明交流和融合的历程。

千年以来,中国的瓷器经常通过中外船舶交付到世界各地,从东南亚、南亚、西亚到非洲。在海底考古中找到的9世纪“黑石号”海船、12世纪“南海一号”海船以及明万历年间的“南澳一号”海船上,都藏有无数的瓷器,这恰是中国瓷器外传的历史见证。

瓷器一直都是流传世界的珍宝,但在15世纪以前,即使在日本、朝鲜、波斯和阿拉伯等国也尝试模仿中国瓷器的制作,质量和规模也远远赶不上。虽然瓷器制作的流传网络遍布亚洲部分东非区域,但欧洲还很少见到。

不过,自从16世纪开始,这一切都开始悄悄地改变。1499年,在印度首次航行的达伽马将一打中国瓷器奉献给了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从1517年葡萄牙船队抵达中国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开始为国王量身定做专属的瓷器。其中,葡萄牙国王的私人纹章,古地球仪,也成为1520年生产的一支青花宽口执壶的装饰形式,同时也象征着大航海的丰功伟绩。从此,瓷器开始在中国和欧洲繁荣发展,成为中欧贸易中最重要的商品之一。

中国瓷器因其如丝般的光泽和光滑,美妙的造型和华丽的花纹,很快在欧洲市场上赢得了声誉和竞争力。

ustify;>中国瓷器成为欧洲上流社会的抢手货,吸引许多王公贵族掏空家庭金库竞相购买。萨克森选帝侯兼波兰国王奥古斯都二世被誉为“瓷王”,拥有35000多件瓷器,他曾用600名士兵与腓特烈·威廉一世交换151件康熙时期的青花瓷。他不是个例外,其它一些王公贵族也坚信只有拥有来自中国的精美瓷器,才能彰显自己的地位和身份。

17—18世纪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运回的瓷器总量估计超过三亿件。瓷器不仅改变了欧洲人的餐桌礼仪和室内装饰,也提高了他们的生活品位和审美情趣。更重要的是,中国瓷器对欧洲艺术风格的发展和改变产生了巨大影响。

景德镇不仅因其卓越的瓷器生产而闻名于世,而且在当时世界上被视为最大的工业复合生产区,拥有三千座瓷窑和全程瓷器生产链,从而使得生产规模和分工的细密程度达到了亚当·斯密所描述的生产分工协作,但是这种情况比斯密的描述更早出现。

由于从中国进口瓷器价格昂贵,欧洲于16世纪后期开始出现仿制瓷器的工厂,例如1575年建成的美第奇陶瓷厂、1673年建成的鲁昂陶瓷厂等。这些仿制品从器形和纹饰上看与中国瓷器相似,但由于质地方面远不如,只能被称作“软质瓷”。因此,18世纪以前,从中国进口的瓷器仍然占据着欧洲瓷器市场的主导地位。

欧洲大量进口中国瓷器导致对华贸易的巨额贸易逆差,并且大量重金属货币外流。在一些重商主义人士眼里,这是对国家经济的巨大损害。17世纪晚期的一位英国人曾抱怨说,从亚洲进口货物“有碍我们本国制造品的消费,而且我们国库购买时更为严重”。因此,从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一直有人呼吁限制进口数量,严格控制贵金属的外流,要求立法禁止中国瓷器、印度棉布等商品的进口。-align: justify;>为了解决对华贸易逆差和保护本土制造业,欧洲不断采取措施,包括提高关税、特许专卖和政府对本土制造业予以补贴等手段。

与此同时,欧洲对瓷器生产技术的研究也在不断取得突破,并在1710年取得了重大进展。日耳曼科学家契恩豪斯使用大型聚焦镜加热陶土的技术,成功研制出烧制硬质瓷器的工艺。通过研究戴夫特陶艺和奥古斯都二世收藏的中国瓷器样本,配合炼金术士博特格的协助,契恩豪斯最终研制出了硬质瓷。奥古斯都二世非常高兴,立即着手创建迈森瓷厂,成为欧洲第一家能够生产硬质瓷的陶瓷厂。然而,迈森瓷器的上釉、瓷绘等工艺水平仍无法与中国瓷器相比。为了防止技术外泄,奥古斯都二世严格控制迈森瓷器生产工艺。迈森瓷器的问世刺激了法国人的神经,他们急于寻找制瓷秘方,把“制出和中国一样的瓷器”作为捍卫法兰西王国经济的口号。晋和殷弘绪前往南京与其他传教士共同创办了天主教南京教区。他们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到了对中国科学、文化的了解和宣传中。除了传教工作,他们还积极向欧洲传递中国的科技信息,从而推动了欧洲对中国技术的研究和了解。

1664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科尔贝为了与英国、荷兰等国东印度公司相抗衡,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东印度公司。同时,为了对抗葡萄牙、西班牙等欧洲老牌殖民强国,法国开始派遣自己的传教士前往海外。1688年,由法国派遣的五位“国王的数学家”进入中国,并以宁波为起点。这些耶稣会士注重在中国从事科学考察,并向法国传递科技信息。与以往的来华耶稣会士不同,这些科学家中有多位都是法兰西科学院的通讯院士,引起了欧洲对派遣传教士来中国传播天文学、数学等欧洲科学知识的不满。一些人认为这些传教士更应该为本国效力。1693年,“国王的数学家”之一的白晋回国,他在欧洲宣传了关于中国的许多知识。1698年,他带着十位新招募的耶稣会士共同创办了天主教南京教区,并将自己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对中国科学和文化的了解和宣传中,推动了欧洲对中国技术的研究和了解。

晋派遣殷弘绪前往景德镇,目的是为了打探制瓷的秘方信息,以便向自己的国家进行报告。到达景德镇后,殷弘绪积极发展,着眼于研究制瓷的生产过程和所需原料,深入交流当地的专业陶工,通过打探相关信息来了解其中的奥秘。他还结交了多位当地官员,比如督陶官郎廷极和唐英等人,以方便出入窑坊之间更好地了解制瓷工艺。殷弘绪查阅了多本与中国瓷业相关的著作,包括《浮梁县志》等书籍,以便更深入地了解制瓷的具体知识。通过自己亲身观察、向当地教友询问以及查阅中国文字资料,殷弘绪于1712年9月完成了一份长篇的书信,并寄给了时任中印传道事务部司库的欧里。在书信中,他详细地介绍了制瓷所需的各种原料和整个工艺流程。殷弘绪还把瓷土样本寄给欧里,并让欧里将该样本转交给与热力学和岩石研究领域很懂行的列奥米尔。经过对瓷土样本的分析研究,列奥米尔成功地辨认出了其主要成分。1715年,他帮助指挥在法国各地搜寻合适的黏土材料,以期在制瓷过程中取得更好的效果。尽管法国在这方面仍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但殷弘绪对中国制瓷的研究成果却令人叹为观止。瓷器生产流程激动不已。1722年,欧洲方面要求殷弘绪进一步了解制瓷的颜料和釉料信息,于是殷弘绪又给欧里写了一封详细的书信,补充了大量的信息。

殷弘绪所写的两封与中国瓷器相关的书信被迅速收入《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之后又被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和狄德罗的《百科全书》等多部作品收录,广为流传。这些书信的内容对整个欧洲陶瓷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18世纪末,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比利时、奥地利、瑞典、丹麦等欧洲国家陆续建立了数十家陶瓷工厂。化学家比拉里及其朋友达尔内在法国利摩日南部发现高岭土,1768年法国成功制出了硬质瓷,终于在技术和影响力方面赶上甚至超越了迈森瓷。1738年,《中华帝国全志》被翻译成英文,五年后英国青年韦奇伍德也抄录下其中殷弘绪关于制瓷流程的部分信息,尤其着迷于景德镇瓷器生产的复杂工序。青年韦奇伍德对景德镇瓷器生产工序着迷,他仿照景德镇的分工形式来组织了伊特鲁里亚陶瓷厂,该厂成为现代工厂制度的典型,为工业的胜利树立了榜样,因此有学者认为景德镇功不可没。在18世纪的欧洲,瓷器的发展让中国瓷器长达1000多年的一枝独秀地位被打破。欧洲瓷器很快在国际市场上崭露头角,而中国瓷器的出口却开始滑坡,走向衰落。可以说,殷弘绪的瓷器书简是18世纪欧洲最重要的工业文献之一。(作者:董少新,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