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陶瓷中国的瓷器技术如何征服欧洲陶瓷百科揭秘

从前,中国有一条古老的陆、海丝绸之路,它让东西方文明紧密相连。我们通过这些路线把中国丝绸、茶叶、瓷器等货物带到欧洲,而欧洲也通过这些路线把他们的玻璃器、葡萄酒、钟表等商品带到中国。这个时代为我们提供了更广泛、更深入的文化交流。不同物品在互相传播,丰富了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同时也见证了东西方文化在交流和交融中的熠熠生辉。在本期文章中,我将从中国瓷器推广和西洋钟表引入中国两个角度展开写作,向大家展示从“小”的物品中折射出的“大”的人类交流图景。

在历时千余年的唐至清朝中,大量中国瓷器通过中外船舶被运往东南亚、南亚、西亚甚至非洲,这个历史绵延不绝。水下考古展示了面向9世纪的“黑石号”海船、12世纪的“南海一号”海船,以及一些从明代到万历年间的货船,他们都装载了无数种类的中国瓷器。在15世纪以前,即使日本、朝鲜甚至波斯、阿拉伯等国家也开始仿制中国瓷器,但是其质量和规模远远不能与中国瓷器相比。尽管中国瓷器已经传遍了亚洲大部分地区和东非的一些区域,但在欧洲却仍然十分罕见。然而从16世纪开始,这一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499年9月,首航印度的达伽马回到里斯本,向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献上一批从印度带回的中国瓷器。随后,在1517年,葡萄牙船队抵达中国,开始为国王订制专属瓷器。还有一把保存至今的1520年生产的青花宽口执壶,上面绘有古式地球仪图案,这个图案既是葡萄牙国王的私人纹章,也是大航海的象征。由此,瓷器成为中欧贸易中最重要的商品之一,欧洲也成为中国制瓷业的重要市场之一。

中国瓷器以如丝般光滑的表面、美丽的器型以及丰富多彩的纹饰,迅速成为欧洲市场的热门商品,成功地征服了欧洲人的心。在当时的欧洲,瓷器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抢手货。一些王公贵族对瓷器痴迷不已,不惜花费重金与别人竞争购买。有“瓷王”之称的萨克森选帝侯兼波兰国王奥古斯都二世,拥有超过35000件瓷器收藏。他曾经用600名萨克森士兵与腓特烈·威廉一世交换151件康熙时期的青花瓷。据估计,17—18世纪英国、荷兰、瑞典和法国等国的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运回的瓷器总量高达三亿件以上。中国的瓷器改变了欧洲人的餐桌礼仪、室内装饰、生活品位和审美情趣,也对欧洲艺术风格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为欧洲人,一件来自中国的精美瓷器代表了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中国的瓷器生产历经千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景德镇拥有三千座瓷窑,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复合生产区之一。不论是生产规模还是分工程度,都堪比市场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所描绘的生产分工协作,但有着更加早期的历史。因为从中国进口的瓷器价格昂贵,所以从16世纪下半叶开始,欧洲逐渐出现了一些仿制瓷器的工厂。例如建于1575年的意大利佛罗伦萨美第奇陶瓷厂和建于1673年的法国诺曼底鲁昂陶瓷厂等等。从器形和纹饰上看,这些陶瓷厂的产品非常像中国瓷器的“高仿品”,但在质地方面依然达不到中国瓷器的水平,只停留在“软质瓷”的阶段。因此,在18世纪之前,从中国进口的瓷器仍然是欧洲瓷器市场的主导。

欧洲大量进口中国瓷器,导致对华贸易严重入超,大量重金属货币外流。在当时,一些重商主义人士认为这对国家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一位17世纪晚期的英国人曾经抱怨说,进口来自亚洲的货物“不仅影响我们本国制造品的消费,而且在我们从国库购买时也会加重负担”。因此,从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出现越来越多的人提出限制进口数量,不让贵金属过度外流,并呼吁立法禁止进口中国瓷器、印度棉布等商品。-align: justify;>我们欧洲也开始实行一些保护本土制造业的措施,例如提高关税、特许专卖、政府的补贴等等。与此同时,欧洲对瓷器生产技术的研究并没有停止,我们在1710年取得了一个重大的突破。一位名为契恩豪斯的日耳曼科学家通过使用大型聚焦镜加热陶土,从90年代开始就声名鹊起。他开始为奥古斯都二世服务,能够通过光学镜片获得烧制瓷器所需的高温。此后,他研究了戴夫特陶艺和奥古斯都二世收藏的中国瓷器样本,并在炼金师博特格的帮助下,终于成功烧制出了硬质瓷。奥古斯都二世非常高兴,立即开始创建迈森瓷厂。该厂成为欧洲第一家能够生产硬质瓷的陶瓷厂,但是在上釉、瓷绘等工艺方面,还不能与中国瓷器相比。于是,奥古斯都二世对迈森瓷器生产工艺进行了非常严格的管控,以防止技术外泄。迈森瓷器激起了法国人的热情,他们开始寻找制瓷的秘诀,希望能够制出与中国瓷器一样的瓷器。此事成为捍卫法兰西王国经济的重要课题。晋等人开始在中国开展科学工作。这些法国耶稣会士对中国进行了广泛的科学考察,通过与当地数学家和科学家的交流,向他们介绍欧洲的科技知识。这些科学家的研究涵盖了许多领域,包括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物理学等等。 在当时,欧洲有人对派遣具有高级科学素养的传教士前往中国传播欧洲科学知识表示不满。他们认为这些传教士应该更加致力于为本国服务,而不是帮助中国。但是,法国耶稣会士的科学考察和技术交流对中法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儒学专家吕祖谦更是对这些传教士感激不已,将他们的著作翻译成中文,并将之广泛传播。这些传教士的工作不仅推动了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为欧洲的科学技术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晋派遣我前往景德镇传教,但实际上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打探制瓷的秘方。我到达景德镇后,积极地联系当地的陶工和官员,想方设法探听有关制瓷原料和工艺的信息。我还查阅了许多相关书籍和资料,力求深入了解中国瓷业技术。 经过调查和研究,我于1712年9月完成了长篇书信,详细介绍了制瓷所需的各类原料和整个工艺流程,并寄给了欧里。我还将瓷土样本寄给欧里,欧里则转交给了研究热力学和岩石的列奥米尔。通过分析瓷土样本,列奥米尔成功辨认出其主要成分,并协助指挥在法国各地搜寻合适的黏土材料。 尽管资料不充分,法国仍无法造出硬质瓷。但是,我在中国的瓷业考察和技术交流,为法国的瓷器制造技术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启示,也为中法之间的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格线图案和釉料技术产生了极大兴趣,他利用殷弘绪提供的信息进一步研究和发展了这些技术,成功生产出多种新型陶瓷产品。 作为传教士,我并不是为了帮助殖民国家控制和剥削中国而前往中国,而是希望通过传播欧洲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对话。我的两封书信虽然最初出于汇报工作的需要,但却不无意外地为欧洲的陶瓷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和创新。这也让我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认为文化交流和对话有助于世界各国之间的和平与发展。作为景德镇传统陶瓷工艺的发扬者之一,我深深被瓷器制造的工序所吸引。仿照景德镇的分工制度,我在伊特鲁里亚成立了一家陶瓷厂,领先的现代工业制度也借鉴了景德镇的经验。因此,有学者认为景德镇在现代工业的胜利中功不可没。我的瓷器书简被认为是18世纪欧洲最重要的工业文献之一。 18世纪欧洲的陶瓷工艺的飞速发展,导致中国瓷器这一长达1000多年的独秀地位被打破。在国际市场上,欧洲瓷器崭露头角,而中国瓷器的出口则逐渐下滑,衰落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总的来说,景德镇在我看来是现代工业发展的关键催化剂之一,而他的陶瓷书简和经验也为我提供了极大的启示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