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不可思议!中陈郝瓷窑遗址竟是如此的神奇!

枣庄素以物产丰富而闻名,尤其是手工制瓷业发达。在全市十多处古代瓷窑遗址中,中陈郝古窑遗址面积最大,成立时间最长。经过考古调查,发现中陈郝烧制瓷器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并曾经作为土贡品进献京城。据《大明一统志》记载:“黑瓷器产于兖州府,而峄县制作甚是著名”。更令人惊叹的是,《乾隆府厅州县图志》载有“峄县土贡黑瓷器”的信息。瓷土、耐火土和圣土是烧制瓷器的必备材料,而枣庄北部山区盛产这些矿产。《峄县志》在描述境内卓山、钓鱼台诸山的地理环境时,写道:“山上多垩”,“岭阜盘给多煤炭,多白垩青垩,坚粘不让西国产”,“其麓多白垩青垩,陶人用之,价值百钱,居民视为一笔财富”。《峄县志•物产略》更为详细地记录了这方面的事实:“这些矿物是瓷制作的必需品,而且也被用来作为颜料或药材。”

中陈郝瓷窑遗址位于距离枣庄市区西北约10公里的薛城区邹坞镇中陈郝村。窑址北部是与钓台、卓山山脉相连的山麓区域,而南部则起伏不定的小山丘。此地方蕴藏着丰富的煤炭和瓷土等矿藏,为中陈郝烧制瓷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据记载,《峄县志》中提到许池、齐村等地的白垩与青垩质地坚实,极其粘稠,是十分理想的瓷土原料。在元朝时期,钓台居民因大量制作钧瓷器而声名鹊起,市场远销千里。可惜,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当地民众技艺萎缩,生产规模逐渐缩减。山西陶者趁机占据市场,每一年都会生产出大量的粗犷瓷器,深受国内外市场的追捧。不久前,更有人提到许池产的瓷土的质量可能与山东博山市出产的琉璃土一脉相承。这个瑰宝般的古窑遗址面积约四至五平方公里,矗立在田野中,以其惊人的规模和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成为当地文化遗产的代表之一。

位于中陈郝村的古瓷窑址,宛如一个隐藏在土中的秘密宝库。在整个村落中,随处可见古瓷片的散落,每一片都是历史的见证。村民们甚至在耕田、开挖水渠时,不时会发现千余件完好无损的瓷器,有的用于日常生活,有的造型灵动,是极富美感的玩具。整个古瓷窑址可以被划分为三个区域,其中青瓷区的河岸两侧散落着大量青釉瓷片和窑具,一直延伸至北陈郝和张岭村南部。在田野中,可以发现数不清的古瓷片,而一些地点甚至可以堆积达3米高的瓷片。在这些古瓷片中,青釉占据着绝大多数,另外还有一些黄釉、酱釉以及施有褐班彩的釉上瓷器。1987年,中陈郝村北青瓷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活动。结果显示,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文化堆积可以分为六层,每一层的土壤颜色和遗物形态都各不相同。这些层次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瓷器的出土,为探寻中陈郝瓷业的源流、揭开中国古瓷发展的神秘面纱,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见证。

通过对中陈郝古瓷窑址的考古发掘,可以发现这里的历史时代之长,可以被划分为第一期北朝晚期、第二期隋代、第三期唐代和五代、第四期北宋。在挖掘出来的文物中,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窑具、瓷器和铜器。窑具种类繁多,主要包括有三足支钉、筒状支具、不规则形支具、支柱、托座、匣钵、垫圈、五齿支具、蹄形卯模、垫饼、垫钉和垫板等。而瓷器则包括碗、罐、盆盘、钵、杯、壶、执壶、水盂、灯、埙、砚等。铜器则有隋代五株钱、铜镜和北宋铜钱等。在青瓷区的发掘中,还发现了一份极为重要的遗迹,包括料池、窑炉、灰坑等。料池平面呈长方形,池底仍保存有厚达3厘米的瓷土。隋代瓷窑炉两座,平面呈不规则椭圆形,由火道、窑门、火膛、出灰道、中心柱、窑床、烟囱等组成。在我国北方,隋代瓷窑炉发现不多,在山东可以说是首次发现。这座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古窑炉,对于瓷器的烧制和我国古代的窑炉结构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此外,唐代灰坑四座出土大量的文物,其中部分还可以被复原。通过这些文物的重现,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中陈郝古瓷窑址及其所蕴含的历史文化的深刻意义。

中陈郝古瓷窑址村北的青瓷区出土了大量瓷器,这些古朴凝重的瓷器以实用为主,釉色青中带有绿色,质地坚固,非常耐用。之前研究瓷器发展史的学者相信,南方生产青瓷,北方生产白瓷,这也被称为“南青北白”。不过在中陈郝发掘出来的大量青瓷器中,可以看出枣庄在隋唐之前就已经开始烧制青瓷器了(下图为青色孩儿面瓷)。此外,在中陈郝古瓷窑址南方广阔的地域中,还有白瓷区。在这一带的考古调查中,发现了大量完整的瓷器,尤其是在东南角的瓦碴地更加密集。白瓷区主要分布白瓷、白釉黑花瓷和绿点彩瓷,属于北方的磁州窑系。这些主要是生活用品,同样也有一些是玩具。其中,陈瓷遗珍更是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陈郝古瓷窑址所蕴含的历史文化的深刻意义。

白瓷区的瓷器造型栩栩如生,无不维妙维肖,充满了生命力。白瓷区还出土了几件十分独特珍贵的文物。其中,白釉黑花坛(下图)体型较大,整个坛体通体饰釉,晶莹剔透。坛体两侧对称黑彩花叶,流线型非常流畅和生动。白釉褐彩罐和器表饰着褐色花叶,自罐沿而下周身挂满了雨滴状的流釉,富有极强的韵味。三彩虎头枕则看起来像一只虎在做梦,极其逼真,通体饰有绿、黄、褐釉。此外,白瓷区文化堆积共分为二层,均为元代。在区域内还发现了金代房基、料池和窑炉各一座。房基平面呈长方形,南北向,墙基由废弃的支柱和石灰块砌成,地面铺一层碎瓷片,可能是当时的一处制作瓷器的作坊。金代窑炉亦呈东西向,窑门向东。窑的底部积有半米厚的煤渣,这说明即使在距今八百多年前的金代时期,煤炭也已被用来作为燃料烧制瓷器,为研究枣庄地区的煤炭开采历史提供了重要证据。

在白瓷区探方中发掘的文物主要分为窑具和瓷器两种类别。窑具有各式各样的器具,包括托座、匣体、圆形支具、圆箍形支具、钵形窑具、盘形窑具、火照、杵形器等等;而瓷器则包括碗、罐、盆、盘、鸡腿瓶、缸灯、瓶、人物像、骑车俑、狗、棋子等等。其中一盏白瓷灯的造形和装饰极为独特,灯外壁绘满草叶纹,灯下的三个足部制成童子模样,其脸部五官栩栩如生,十分逼真。而出土的骑马俑造型为穿着云头帽、窄袖袍、长靴、执缰的武士,身上搭有斗篷和鞍囊,手中还拿着弓箭,而它所骑的马则头小颈短,胸挺臀圆,姿态非常生动。此外,还出土了黑白围棋子,这些棋子与现今所用的棋子非常相似。这证明了在金元时代,烧制的瓷器不仅仅局限于日常用品,还包括为人娱乐提供的器具。在中陈郝村西边,有一个黑瓷区,地面散布着大量黑色瓷片,主要用来制作日常生活用品,因其材质坚固且施釉均匀光洁,而在明清时期成为了土特产,其定义贡品时运往北京城。

中陈郝窑址曾是山东省内最为宏大的瓷器生产基地之一。该地既拥有丰富的煤炭和瓷土资源,交通便利,窑场南濒运河,地处南北大道,而蟠龙河更是峄境内的泥底河,古时即可通航。这一切构成了瓷器产销的便利条件,也是中陈郝窑历经千年却仍不衰的重要原因。明清时期,中陈郝窑已成为瓷器的集散巨城,蟠龙河两岸窑炉林立,河上舟楫穿梭。政府在中陈郝建造了公馆并设立了巡检司。在窑场区域中,众多庙宇和石桥遍地皆是,据说就算是缸瓦窑都有七十二座。工匠们以其辛勤和创意烧制出了优美精致的瓷器,为枣庄的人民留下了一份可贵的财富。虽然这个古老的瓷乡现在已成为一片废墟,但地下沉睡着的古瓷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关注,成为了研究陶瓷发展史、工商业史以及文物陈列的佳品,同时这些发现还吸引了来自日本的考古学家的关注。

在1991年,山东省政府公布中陈郝古遗址为一级文物保护单位。经过多年的发展,如今中陈郝遗址已成为一个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

以上内容摘自李锦山的《中陈郝瓷窑遗址》调查报告。在1987年9月1日至10月25日,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和枣庄市博物馆联合组成的团队对这个遗址进行了发掘。遗址面积较大,被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北区位于村北100米处,东临蟠龙河,南区位于中陈郝小学东部。发掘面积总共198平方米,共开了11个探方。该遗址的发掘报告于1989年在《考古学报》第三期上发表,题为《山东枣庄中陈郝瓷窑址》(P383)。该报告详细阐述了中陈郝古窑址的历史和其发掘情况。

以下是摘自《中陈郝瓷窑遗址》调查报告的结语部分,供研究者参考。

考虑到中陈郝瓷窑遗址的堆积时间较长,其中出土的遗迹和遗物也十分丰富,我们针对地层堆积的遗迹关系和出土物的特点,分出了六期,并对每个时期的历史年代进行了推断。

第一期:出土地层堆积于北区第6层,出土的瓷器为Ⅰ、Ⅱ式碗和胡人头像(见下图)。出土的窑具为Ⅰ式三足支钉筒状支具和不规则形窑具等。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Ⅰ式碗和临淄北朝崔氏墓出土的碗相似,Ⅱ式碗和山东大学新校西门北齐墓出土的碗也类似,高鼻深目的胡人头像则与青州北齐武平年间的石窑墓中线雕的胡人像风格相同。

以下是摘自《中陈郝瓷窑遗址》调查报告的相关部分,供研究者参考:

第一期出土了Ⅰ式三足支钉,在淄博寨里北朝瓷窑遗址也有类似的出土。考古学家认为,这个时期的年代大约是北朝晚期。

第二期包括北区第4、5层和H4、C1、Y2等遗迹。出土的瓷器有Ⅲ、Ⅳ式碗,Ⅰ式罐,Ⅰ、Ⅱ式盘,Ⅰ式盆,Ⅰ、Ⅱ式高足盘,Ⅰ、Ⅱ式钵、杯,Ⅰ、Ⅱ式盘口壶和Ⅰ式器盖砚。出土的窑具有Ⅱ、Ⅲ式三足支钉,Ⅰ式支柱,Ⅰ式托座,Ⅰ式匣钵、垫圈、五齿支具和蹄足卯模。瓷器和窑具的种类齐全,与隋代瓷窑遗址出土的瓷器、窑具十分相似。T138第5层出土了一枚隋代五铢铜钱,为该区的断代提供了较可靠的证据。出土物中的Ⅲ式碗与济南洪家楼隋墓出土的瓷碗一致,Ⅱ式盘口壶则与嘉祥英山隋开皇四年徐敏行墓、曲阜宋家村隋代窑址出土的系盘口壶完全相同,而圆形多足砚也是隋代时期常见的器物。因此,第二期的年代应该是隋代,其下限可以用出土的隋代五铢铜钱作为参考。

以下是摘自《中陈郝瓷窑遗址》调查报告的相关部分,供研究者参考:

第三期的堆积为北区第3层,包括Y1和H1-3等遗迹。出土的瓷器有Ⅴ式碗,Ⅱ-Ⅴ式罐,Ⅱ、Ⅲ式盆,Ⅲ式盘,Ⅰ式瓶、执壶和水盂;出土的窑具有Ⅳ式三足支钉、Ⅱ式支柱、Ⅱ式托座、Ⅱ式匣钵和垫饼。虽然未发现可用于确定年代的文字资料,但出土的瓷器在山东地区唐代的墓葬和遗址中非常常见。其中,Ⅴ式碗跟山东大学新校汽油库发现的唐墓出土的碗相似,执壶和Ⅰ式瓶等器物也是唐代中晚期的典型代表。因此,第三期的年代大致可以确定为唐代,下限可能晚至五代。

第四期的地层堆积在北区第二层,包括M1-3等遗迹。出土的瓷器有Ⅵ、Ⅶ式碗,Ⅵ、Ⅶ式罐,Ⅲ、Ⅳ式钵、壶,Ⅰ式灯和埙;出土的窑具有Ⅴ式三足支钉、垫饼和垫板等。在M1中出土了咸平元宝和祥符元宝铜钱,在M3中也发现了五代时期的文物。考虑到出土物的特点,第四期的年代大约可以确定为唐末至五代早期。

经过考察,出土的熙宁元宝铜钱均为北宋时期的产物。在瓷器中,出土的Ⅰ式灯与淄博磁村瓷窑址出土的北宋时期的灯十分相似,Ⅵ式罐、Ⅲ、Ⅳ式钵都是北宋墓葬中常见的典型器物。根据这些特征,我们初步将第四期定为北宋时期。

第五期发掘时未发现层堆积,仅有南区Ny1属于这一期。出土的瓷器包括Ⅷ、Ⅳ或碗、Ⅷ式罐、Ⅳ式盆、Ⅳ式盘、Ⅰ式鸡腿瓶、缸和Ⅱ式灯;出土的窑具包括Ⅲ式、Ⅳ式托座、Ⅲ式匣钵、圆座状窑具等。Ny1的平面形状和大小都极为类似于山东淄博磁村金代瓷窑炉,出土的瓷器和窑具体现了金代瓷器和窑具的特征。因此,第五期应被确定为金代。

第六期包括南区第二层堆积以及NF1、NC1和NH1等遗迹。出土的瓷器种类较多,组合包括X1、XⅠ、XⅡ式碗,Ⅸ、Ⅻ式罐、Ⅴ、Ⅵ式盆,Ⅴ、Ⅵ式盘,Ⅴ式钵和Ⅱ式鸡腿瓶等。虽然未能找到可供确认年代的文字资料,但是出土的瓷器多和元代官窑瓷器相似,窑具也与元代官窑的特征相近。因此,第六期的年代被初步定为元代晚期至明代初期。

在第六期发掘中,出土的瓷器包括Ⅱ、Ⅲ、Ⅳ式器盖,Ⅲ式灯小瓶、人物像、骑马人物像、狗和棋子等,以及窑具组合包括Ⅴ式托座、圆箍形支具、钵形窑具、盘形窑具、火照和杵等。这些瓷器不仅包括了日常生活所需的瓷器,还有许多瓷玩具,这种特点也是山东地区元代窑址出土瓷器的共性。其中Ⅵ式盘小瓶的风格与淄博元末明初玻璃作坊遗址出土的瓷盘和小瓶极为相似。骑马人物像的人物造型和服饰都充满蒙古族和蒙古族服装的特征,是元代造型中常见的形象。鉴于这些特征,第六期的年代被确定为元代。

中陈郝瓷窑址烧造瓷器的时间跨度大,上至北朝晚期,下至宋元,时长近千年。由于地层和遗迹的叠压关系破碎,出土的遗物十分丰富,这在北方地区的古代瓷窑遗址中并不多见。每个时期出土的瓷器和窑具都有自己的特点,为山东境内地区发现的古代瓷器和窑具的断代提供了对比和参考的资料。

  ,可以确定当时使用的是连窑式建筑。Y2出土的窑具都是黑烤和毛烤混着用,采用檀香黑釉和米釉。其中黑釉窑具,有滴、惠字、钩沙和其它不规则抛沙纹样,材质为柿子土丘土,粘土中含杂质较多,釉层厚度0.5~1毫米不等,釉质结实而润,外釉和内釉色彩相间,既有钨蓝色,也有铁红色;米釉窑具,以瓷盘、瓷板为主体,釉面平整、莹润,釉色浅淡、涂敷均匀。

在T137内发现了北朝晚期地层,这是山东地区第一次明确发现,也是北方地区古代窑址的重要发现。虽然出土的物品较为简单,并未找到窑炉等遗迹,但是扁平三足支钉和筒状窑具的数量较多,证明早在北朝晚期,这里就开始了烧造瓷器的工作。出土的碗体厚重、质感粗糙,含有较多的砂粒和铁质,底部留有线割痕迹,证明是一次拉坯成型。其造型浑厚,均为青釉,内施全釉外施半釉,主要有蘸釉和涮釉两种施釉法,釉汁不纯,厚薄不均,色调较为灰暗。底部留有三足支钉烧痕,结合同期的窑具进行分析,装烧技法主要流行底层用筒状支柱,上部叠放器物,器物与器物之间垫三足支钉的裸烧法。

本次发掘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Y2,除了确定了地层关系外,也出土了较多的典型隋代瓷器和窑具。从Y2出土的窑灯和窑壁倒塌的痕迹可以确定,当时使用的是连窑式建筑。出土的窑具以黑烤和毛烤混用为主,采用檀香黑釉和米釉。其中,黑釉窑具有滴、惠字、钩沙和其它不规则的抛沙纹样,材质为柿子土丘土,含有较多的杂质,釉层厚度在0.5~1毫米之间,釉质结实而润,内釉和外釉的颜色交相辉映,既有钨蓝色,也有铁红色;米釉窑具主要以瓷盘和瓷板为主体,釉面平整、莹润,釉色浅淡、涂敷均匀。

  釉环式层叠烧法和釉面叠加装饰烧法,其中以前者为主要技法。第二期的烧瓷技术和装烧技法相较于第一期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仍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釉层薄厚不一、胎釉烧结不好等。这次发掘出土的窑炉残址,可初步恢复这时期的烧瓷窑炉结构,这是北方地区首次发现,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有助于我们探讨我国早期烧瓷窑炉的结构和技术。第二期的瓷器品种齐全,包括生活用具和文房用具等,胎质细腻,制作精细,而特别是足底的削棱和足心的内凹,成为这个时期的典型特征之一。此外,瓷器的釉色也有青绿和青黄之分,青绿釉器釉层较厚、较洁净光亮且多有垂釉和积釉现象,青黄釉器则釉层较薄,多有脱釉现象。结合同期的瓷器和窑具烧痕进行分析,装烧方法以釉环式层叠烧法居多,但还有釉面叠加装饰烧法,整体技术水平相比第一期有了明显提升,但仍存在一些问题。第一期的装烧技法是使用叠式裸烧法,可能一些小型器物是装在匣体内进行烧制的。第二期的瓷器品种齐全,制作精细,足底的削棱和足心的内凹成为典型特征。第三期的瓷器胎体较粗,含细沙粒较多,釉色以青釉为主,少量出现褐釉,光泽度不如前期。瓷器形制变得矮肥圆浑,罐盆多为平底,少数器物出现釉下褐彩斑饰。第三期的窑具也变得粗矮宽肥,但装烧技法并没有大的改变。第四期遗迹中的M1和M2是用窑具砌成的墓圹,颇具特色。第四期的瓷器品种主要有碗、罐、钵、壶、灯等。第三期的瓷器胎体较粗、含细沙粒较多,釉色以青釉为主,少量出现褐釉。整体造型变得矮肥圆浑,罐盆以平底为主,光泽度下降,釉下褐彩斑饰增多。第四期的瓷器胎体比较薄,呈乳白色或肉红色,造型轻巧规整,流行宽圈足。四系罐明显减少,出现双系条形或宽带形,装饰常见刻花、剔花或印模。釉色以白釉为主,青釉次之,多施护胎釉,但烧结不好,脱釉现象较严重。第四期窑具以小型支柱、三足支钉、垫板和垫钉为主,推测采用层层隔烧法。第五期遗存的NY1出土了胎体较厚、火候较高的碗、罐、缸、灯等,造型粗犷大小不规范,与前期瓷器造型有很大差距。旋转成型,圈足较高外撇,中心有小乳钉,内底有较大刮圈,口径足径不相等,釉色以青绿色泛白为主,施护胎釉较少。因火候过高而釉层失控,出现下沉、滴痕和爆釉等现象。第五期的窑具以垫饼、三足支钉和支架等为主,采用层层隔烧法、队列烧制等技法,窑膛温度控制较好。第三期的瓷器,其长宽比约为2.7:1,通高与足高的比值约为7.6:1。盆折沿较宽,底部呈凹状。鸡腿瓶是这一期出现的全新器型,造型肥硕浑圆,釉色以白釉为主,黑釉次之,青釉较少。除了常见的蘸釉、涮釉,刷釉也流行开来。常见的白釉黑花装饰中,有鱼、花草、波浪等图案。第五期采用托座、匣体、圆垫饼和垫圈等窑具。分析同期瓷器上的烧痕,推测这一时期主要采用两种装烧技法,即托座托烧和匣体装烧。前者仍属于叠式裸烧法,托座放置在窑床上,上面叠放较大的器物如罐、盆等。后者的匣体装烧法虽然较早出现但到这一时期才流行。匣体造型多呈桶状或盆状,底部有孔,多用于装烧碗、盘等瓷器,内底常有刮圈。装烧时,瓷器可以直接叠放在一起,无需垫具隔开。刮圈新工艺的出现提高了烧造瓷器的产量和质量,避免了内底支烧痕的出现。第六期的瓷器品种最为丰富,包括生活用具如碗、罐、盆、盘、钵、瓶、鸡腿瓶、缸、器盖、灯,还有玩具小瓶、雕塑人物、动物、棋子等。胎体多为轻薄,细密肉红或白色。器物造型规整多变,同一种器物不但有大小不同,而且造型也不尽相同。碗的造型基本与前期相同,辞圈缩小,显得不如前期稳重,口径与足径比例为3:1,通高与足高的比例为11:1。瓷玩具较多,小巧玲珑,动物和人物生动可爱,多以白釉为主,黑釉次之,褐釉和青釉较少。釉质较纯正,光泽度好。白釉器上流行墨绘和题诗,绘画内容主要有弦纹、波浪纹、牡丹、荷花、兰草等,运笔生动传神,富有生活情趣。在这一时期,托烧法和匣体装烧法仍然流行使用。参与中陈郝瓷窑遗址考古发掘的同志包括郭景新、李光雨、徐加军、石敬东、赵天文、冷艳燕、郑岩、徐龙国、陈永刚等,其中领队为宋百川和刘凤君,器物摄影由刘统爱负责。本文由刘凤君、宋百川、徐龙国、郑岩、冷艳燕合作撰写。通过考古发掘结论和文物调查,我们得知中陈郝瓷窑遗址历时千余年(从北朝到金元),面积大约为4至5平方公里,出土文物繁多(仅1996年在该村建房时就出土了瓷碗312件和筒式匣钵两个)。此外,大量瓷玩具也在各地被征集到,其中不乏中陈郝瓷窑烧制的动物小玩具。从这些瓷玩具可以看出,中陈郝烧制玩具的技艺十分精湛,形象逼真,栩栩如生,让人爱不释手。在烧瓷业不断兴旺的情况下,中陈郝成为了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也是周边地区(包括邹、滕、峄)的中心。当时的皇权机构在这里设立了“巡检司”,并设立了陈郝集公馆和内额省方亭(今已废)。此外,还开设了集市贸易,烧香拜佛的人络绎不绝。目前只剩下奶奶庙,而传说中的“九庙”全部消失。罗锅桥作为十座古桥之一,依然承载着车辆和行人往来。七十二座罐瓦窑已被“山东大学历史系”和枣庄博物馆研究。埋藏在地下千年之久的各种瓷器重见天日,使这个古村庄的光彩再次展现。古老的中陈郝吸引了众多瓷器考古者的不断光顾。日本瓷器考古学者无论是公务还是私事,多次来此考察,为研究瓷器烧制业提供了宝贵资料。经历了隋唐、五代、宋元等多个历史时期,这个交易场所始终繁荣昌盛。由于瓷器烧制业在不同时代的发展,村庄四周遍布着瓷窑,据说有七十二座缸瓦窑。烧制瓷器需要用水,所以河流穿过村庄。河上有多座桥梁,桥下舟船竞游,水中白帆点缀,桥上行人车辆熙攘,非常热闹,因此留下了十座古桥的记述。沿河靠近桥梁处,有很多庙宇,人们前来烧香拜佛络绎不绝,据传还有九座庙宇,因此这里至今仍然流传着“九庙十桥七十二座缸瓦窑”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