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大冒险:揭秘神秘的中陈郝瓷窑遗址!

我来自枣庄,这里自古以来就以烧制陶瓷而闻名。我所了解的一处古瓷窑遗址是中陈郝古窑遗址,面积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已烧制陶瓷有一千四百多年,曾是土贡品进献京城的代表。据记载,兖州府产的黑瓷器均出自峄县,而峄县土产黑瓷器也是历史上的一段佳话。瓷土、耐火土和圣土是烧制瓷器的重要原料,在枣庄北部山区得以丰富的产出。在《峄县志》中,境北卓山、钓鱼台诸山地理环境上多是垩和岭阜陡峭,这些区域盛产煤炭和白垩青垩,是烧制陶器的理想原材料。峄县民众经常利用这些矿产,使用筐值百钱的料子烧制出高质量的陶瓷器,充分体现了我市丰富的矿产资源和人民的智慧。我听说过一处叫做钓台山的地方,特别有名的是它的青垩、白垩土,特别适合烧制各种什器。在元朝时期,钓台山居民中以制陶者居多,他们的什器往往能卖到数千里外,可谓赚得盆满钵满。不过,近几百年来,民众技艺逐渐退步,制陶技术也不再如当年那样巧妙。居住在山西的制陶者发现了这一宝藏,他们经常制作出大小各异、质量坚固的陶器,设法运销到各地,大获成功。有时也会有传闻说,许池所产土与博山琉璃土性质相当,但这个说法尚未得到证实。总体来说,枣庄蕴藏着丰富的煤炭和原始瓷土,极有助于中陈郝烧瓷业的发展。中陈郝瓷窑遗址位于枣庄市区西稍偏北10公里处,属于薛城区邹坞镇中陈郝村。周围地区盛产瓷土,而且蟠龙河自北向南流经附近,为这个瓷窑址提供了更加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它面积广大,大约有四、五平方公里,感觉像是一个庞大的瓷都。我所在的村庄河流边上有很多古瓷片,只要弯下身就能拾起来。整个村落都建立在手工业作坊区域的废墟上,地表以下3米多深的泥土里全是堆砌着的瓷片,有各个年代的。我们村民在耕田、开挖水渠时常常发现一些完整的瓷器,有日常生活中所用的器皿,也有玩具之类的,造型十分别致。中陈郝古瓷窑址可以分为三个大区域,其中村东靠近蟠龙河的是青瓷区,河床两边到处散落着青釉瓷片和窑具,一直延伸到北陈郝和张岭村南部。在田地里也可以看到很多瓷窑址,土色黑色或红色不等,耕过的土里到处可以发现瓷片。河边的瓷片堆有的高达3米。瓷器碎片以青釉为多,还有一些黄釉、酱釉和釉上施褐班彩的。1987年,我们在村北的青瓷区进行了发掘,发现了六层文化堆积,每层的土质、土色和遗物都有所不同,可以分成四个时间段。从考古学人的角度来说,这处遗址历经多个时代,可以追溯到北朝晚期。根据挖掘出的文物,我们可以分为三大类,分别是窑具、瓷器和铜器。窑具主要有三足支钉、托座、匣钵、垫圈等等,都是制作瓷器的必要工具。瓷器则有各种各样的,比如碗、罐、盆盘、钵、杯、盘口壶、高足盘、器盖、执壶、水盂、灯、埙、砚等等。铜器主要有隋代的五株钱、铜镜和北宋的铜钱。我们在青瓷区还发现了一份非常重要的遗迹,包括料池、窑炉和灰坑等物。料池平面呈长方形,还保留着3厘米厚的瓷土。在隋代窑炉方面,我们挖掘出了两座不规则的椭圆形窑炉,由火道、窑门、火膛、出灰道、中心柱、窑床和烟囱等组成。在山东挖掘到隋代的瓷窑炉,实属不易,这份遗物为研究我国古代的窑炉结构、瓷器的烧制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数据。同时,我们还发现了四座唐代灰坑,出土了许多可以复原的瓷器。这些文物都提示着我们,中陈郝这处遗址所存留下的历史非常悠久,我们需要好好保管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我在中陈郝窑址村北青瓷区发现了大量古朴凝重的瓷器,它们以实用为主,釉色为青中闪绿、坚实耐用。以前的瓷器发展史学者普遍认为,隋唐以前的青瓷器产于南方,白瓷器产于北方(人们常说的南青北白)。但是,中陈郝窑址村的发现表明,枣庄在隋唐之前就已经开始烧制青瓷器了(下图是青色孩儿面瓷)。这些青瓷器是很珍贵的,它们提醒着我们,古代制瓷工艺发展的历程非常漫长,我们要好好珍惜这些文化遗产。

在中陈郝村南部,有一片广阔的地方叫做白瓷区。在考古调查时,我发现了许多完整的瓷器,尤其是在东南角的一片麦田上,瓷片更是非常集中。白瓷区主要分布着白瓷、白釉黑花瓷和绿点彩瓷,都属于北方的磁州窑系。这里主要生产生活用品,还有一些玩具,那时的人们非常注重实用性。

在中陈郝窑址村,我发现了这些珍贵的文物,它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是了解古代制瓷工艺发展历程的重要资料。同时,这些文物也成为了我们珍藏、传承古文化的宝贵财富。我在白瓷区发现了许多瓷器,它们的造型栩栩如生,无不维妙维肖。在这里,我还发掘出了一些极具特色的珍贵文物。例如白釉黑花坛(下图),它体型较大、通身饰釉,晶莹光润,坛体两侧对称黑彩花叶,非常流畅生动。白釉褐彩罐和器表饰褐色花叶,从罐沿而下周身挂满雨滴状流釉,非常具有韵味。还有三彩虎头枕,它的造型如卧虎,通体饰绿、黄、褐釉,虎头略昂,十分逼真。这些文物是非常珍贵的,它们向我们展示了古代制瓷工艺的精湛和瑰丽。

在白瓷区,我还发现了一个文化堆积,共分为两层,均为元代。此外,我还发现了一些金代的房基、料池和窑炉。房基平面呈长方形,南北向,墙基由废弃的支柱和石灰块砌成,地面铺一层碎瓷片。看起来,这可能是当时的一处制作瓷器的作坊。金代的窑炉呈东西向,窑门向东,由火道、窑门、火膛、窑床和烟囱组成。窑的底部积了半米厚的煤渣,这说明早在距今八百多年前的金代,就已经开始采用煤炭作燃料来烧制瓷器了,这还为研究枣庄的煤炭开采历史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在我探索白瓷区时,我发掘到了许多文物,主要分为两类:窑具和瓷器。窑具有托座、匣体、圆形支具、圆箍形支具、钵形窑具,盘形窑具、火照、杵形器等。而瓷器的种类则有碗、罐、盆、盘、鸡腿瓶、缸灯、瓶、人物像、骑车俑、狗、棋子等。其中许多文物非常神奇,例如盏白瓷灯,它的造型和装饰都非常别致,外壁绘有草叶纹,下面有三个足,均制成童子模样,面部五官逼真可人。而骑马俑则造型为一名披云头盔、身着窄袖袍的武士,足蹬长靴,骑在马上执缰。马小头短颈,胸挺臀圆,姿态活灵活现。此外,我还发现了黑白围棋子,它们与现今所用的围棋子非常相似。这说明金元时期烧制的瓷器,不仅仅是用于日常生活的器皿,还包括供娱乐使用的物品。

在白瓷区的西侧是黑瓷区,地面散布着大量黑瓷片,主要用于日常生活。这些瓷器具有坚固的质地和均匀光洁的施釉,时代为明清时期,其中一些瓷器成为了土贡品,被运往北京城。我发现,在中陈郝窑址,曾经是山东省最大的瓷器烧制作坊之一。这个地方不仅有丰富的煤炭、瓷土资源,而且交通也非常便利。南边是运河,北边是大道,蟠龙河是当地的河流,可以通航。这些条件都创造了便利条件,为瓷器的产销打下了坚实基础。在明清时期,中陈郝已成为了瓷器的集散巨镇,蟠龙河两岸的窑炉林立,河上舟楫穿梭,官府在这里建筑了公馆,并设置了巡检司。这个地方不仅有众多庙宇和石桥,还因流传下“九庙十桥七十二座缸瓦窑”的传说而非常著名。

工人们用他们的辛勤和智慧创造了精美的瓷器,为枣庄市留下了珍贵的遗产。尽管这个古老的瓷乡已成为一片废墟,但那些沉睡在地下的古瓷引起了学者和专家的关注,成为研究陶瓷发展史、工商业史和文物陈列的珍品。同时,这也引起了日本考古学家的注意。1991年,我注意到中陈郝古遗址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我知道它已经升格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这是李锦山先生在调查后所撰写的《中陈郝瓷窑遗址》中所提及的。

在1987年9月1日至10月25日期间,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和枣庄市博物馆一起对遗址进行了发掘。由于遗址面积较大,发掘被分为南北两区进行。北区在村北100米处,东临蟠龙河,共开了5×5米的探方八个,他们的编号是T1、60、89、135-138、160。南区在村南中陈郝小学东,总共开了5×5米的探方三个,他们的编号是T51、125、126。整个遗址的发掘面积为198平方米。这处遗址的发掘报告发表在了1989年《考古学报》的第三期。报告的题目是《山东枣庄中陈郝瓷窑址》(P383)。由于报告的内容较多,所以现在只能摘要简要叙述。在《中陈郝瓷窑遗址》的结语部分中,我发现了以下内容,供研究者参考。

一、各期年代的推断

中陈郝瓷窑遗址有着长时间的堆积。遗址出土了丰富的遗迹和遗物。根据地层的堆积关系以及出土物品的不同,我们将中陈郝瓷窑址分为六期,并对各期年代进行如下推断。

第一期:地层堆积在北区第6层,出土的瓷器有ⅠⅡ式碗和胡人头像(参见下图);出土的窑具有Ⅰ式三足支钉筒状支具和不规则形状的窑具等。其中,Ⅰ式碗和临淄北朝崔氏墓出土的碗非常相似,Ⅱ式碗和山东大学新校西门北齐墓出土的碗十分相似,高鼻深目的胡人头像与青州北齐武平年间石窑墓中线雕的胡人像风格非常相似。据T138第5层出土的隋代铜钱确定。

在我看来,第一期的年代应该大约是北朝晚期。因为在淄博寨里北朝瓷窑遗址中也出现了Ⅰ式三足支钉。而第二期由北区第4、5层和H4、C1、Y2等遗迹组成。出土的瓷器和窑具种类齐全,与隋代瓷窑遗址出土的瓷器、窑具十分接近。特别是T138第5层出土的一枚隋代“五铢”铜钱,为该区的年代提供了较可靠的证据。根据出土物中的Ⅲ式碗、Ⅱ式盘口壶以及圆形多足砚等器物,我们可以确定第二期的年代应该为隋代,其下限可以参考T138第5层出土的隋代铜钱。我发现,中陈郝瓷窑址的第三期地层堆积在北区第3层,包括Y1和H1-3等遗迹。出土的瓷器包括Ⅴ式碗,Ⅱ-Ⅴ式罐,Ⅱ、Ⅲ式盆,Ⅲ式盘,Ⅰ式瓶、执壶、水盂;出土的窑具有Ⅳ式三足支钉、Ⅱ式支柱、Ⅱ式托座、Ⅱ式匣钵和垫饼等。虽然没有发现可供断代的文字资料,但所出土的瓷器在山东地区的唐代墓葬和遗址中经常见到。如Ⅴ式碗与山东大学新校汽油库发现的唐代墓中的三彩足罐同产生,执壶Ⅰ式瓶等是唐代中晚期典型器物。因此,我认为第三期的年代大体可定为唐代,下限可能晚到五代。

第四期的地层堆积在北区第二层,包含M1-3等遗迹。出土的瓷器包括Ⅵ、Ⅶ式碗,Ⅵ、Ⅶ式罐,Ⅲ、Ⅳ式钵、壶,Ⅰ式灯和埙;出土的窑具有Ⅴ式三足支钉、垫饼和垫板等。其中,M1出土的咸平元宝和祥符元宝铜钱,可能为该期的年代提供了较可靠的证据。而Ⅵ、Ⅶ式碗、Ⅵ、Ⅶ式罐等器物,均在唐代晚期和五代时期广泛流传。因此,我认为第四期的年代大致为唐代晚期和五代初期。我们所发掘的遗址中出土的熙宁元宝铜钱都是北宋时期的。而在瓷器方面,Ⅰ式灯和淄博磁村瓷窑址出土的北宋时期的灯非常相似,Ⅵ式罐、Ⅲ、Ⅳ式钵也是北宋墓葬中常见的典型器物。因此,我们初步将第四期定为北宋时期。

而第五期的发现比较特别,发掘中并未发现层堆积,只有南区的Ny1属于这一期。该层出土的瓷器组合包括Ⅷ、Ⅳ或碗、Ⅷ式罐、Ⅳ式盆、Ⅳ式盘、Ⅰ式鸡腿瓶、缸和Ⅱ式灯;出土窑具的组合为Ⅲ式和Ⅳ式托座、Ⅲ式匣钵、圆座状窑具等。Ny1的平面形状和大小与山东淄博磁村金代瓷窑炉非常相似,出土的瓷器和窑具的特点也与金代瓷器和窑具吻合。因此,第五期的年代应该是金代。

在第六期中,包括南区的第二层堆积和NF1、NC1和NH1等遗迹。出土瓷器种类较多,组合包括X1、XⅠ、XⅡ式碗,Ⅸ、Ⅻ式罐、Ⅴ、Ⅵ式盆,Ⅴ、Ⅵ式盘,Ⅴ式钵,Ⅱ式鸡腿瓶,Ⅱ式瓶等等。虽然没有发现可靠的文字资料,但我们可以根据出土的瓷器种类和样式,初步推测第六期的年代为金代或元代时期。在中陈郝瓷窑址的第六期中,出土的瓷器包括Ⅱ、Ⅲ、Ⅳ式器盖,Ⅲ式灯小瓶、人物像、骑马人物像、狗和棋子等。同时,出土的窑具组合为Ⅴ式托座、圆箍形支具、钵形窑具、盘形窑具、火照、杵等。这些瓷器不仅包含日常生活瓷器,而且还出现了许多瓷玩具。这种特点在山东地区元代窑址出土的瓷器中也十分常见。其中,Ⅵ式盘和小瓶与淄博元末明初玻璃作坊遗址出土的瓷盘和小瓶非常相似。骑马人物像的人物造型和服饰则具有蒙古族和蒙古族服装的特征,是元代造型中常见的形象。因此,我认为第六期的年代应该是元代。

此外,中陈郝瓷窑址烧造瓷器的时间跨越了近千年,从北朝晚期到宋元时期。遗址中的地层和遗迹叠压,打破了年代关系的清晰性,但出土的遗物却非常丰富。在北方地区的古代瓷窑遗址中也不常见。各期瓷器和窑具的特点明显,这为对比山东境内地区发现的古代瓷器和窑具的断代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在Y2可以明确区分出三次烧造。第一次烧造的瓷器,在红细礫和白细礫混合物的环境中进行,这时期的瓷器主要为青釉器和无釉器,为唐代早期的产品。第二次烧造的瓷器,瓷胎较厚,在红细礫和黑细礫夹层的环境下进行,这时期的瓷器除了青釉器和无釉器,还包括了白釉器,为唐代晚期的产品。第三次烧造的瓷器,瓷胎依然较厚,与第二次烧造条件相同,但此时多采用黑、褐釉重烧,使其色泽沉淀,为唐代晚期的产品。

我认为,我在T137内发现的北朝晚期地层,是山东地区首次明确的发现,对于北方地区古代窑址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虽然出土物较为简单,但这里出土的扁平三足支钉和筒状窑具较多,证明在北朝晚期这里已经开始烧造瓷器。关于这个时期出土的瓷器,即使胎体厚重、胎质粗糙,含有较多砂粒和铁质,底子留有线割痕迹,但浑厚的造型和青釉的涂抹方法,揭示了这个时期的装烧技法主要流行底层用筒状支柱,上部叠放器物,器物与器物之间垫三足支钉的裸烧法。而在Y2发现的三次烧造中,则出土了较为典型的隋代瓷器和窑具。前两次的烧造,分别为唐代早期和唐代晚期,瓷器主要为青釉器和无釉器、白釉器,而第三次的烧造,则多采用黑、褐釉重烧,为唐代晚期的产品。这些发现为对当时的瓷器制作技术和装烧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我发现的第一期瓷器窑址,是北方地区首次发现,为探索我国早期烧瓷窑炉和装烧技术提供了实物资料。虽然瓷器遗留的较少,但这些出土物都经过了专业的处理和研究,大体上还是可以得到复原的。而第二期的瓷器,则更为齐全,既有生活用具如碗、杯、罐、盆、盘、高足盘、钵、盘口壶等,也有文房用具如砚。这些瓷器胎质细腻,厚薄均匀,器表修整较光滑,造型规整端秀。不论是碗、罐、盆、杯、壶,都有较高的实用价值,而足底周边削棱一周、足心内凹则是这时期瓷器最明显特点之一。碗、盆、杯多是深腹,壁较直;罐多是直口、肩安四个与口沿平齐的复式耳、椭圆腹。而盘口壶则是这个时期典型的器物,装饰简单,多数仅在口沿或肩部饰一至三周凹凸弦纹。青绿釉器的釉层较厚、洁净光亮,多有垂釉和积釉现象,其中积釉深处多呈天蓝色或深绿色,可能是烧成温度较高所致。青黄釉器则釉层较薄、胎釉烧结不好,多有脱釉现象。第二期的窑具主要有三足支钉、圆柱形支柱、匣体和垫圈等。而结合同期瓷器上的烧痕和粘在瓷器上的三足支钉、支柱、垫圈,可以分析出这个时期的装烧方法仍然流行。我在研究中发现,第一期采用的是叠式裸烧法。一些釉色较好的小型器物,如碗、杯等,可能是放在匣体里烧成的。而第三期的瓷器则更为丰富,主要有碗、罐、盆、盘、壶、执壶、水盂等。这些瓷器胎体厚重,胎质较粗,含细沙粒较多,呈砖红色或青灰色。由前期的修长变得更矮肥圆浑,碗多圆唇、敞口、浅腹和较矮的大实足,并出现了壁形足。罐、盆多为平底,釉色仍以青釉为主,出现了少量的褐釉,釉汗杂质较多,光泽度不如前期的好,少数罐、壶、水盂的肩部有釉下褐彩斑饰。第三期的窑具主要有三足支钉、支柱、托座、垫圈和匣体等。和前期相比,这些窑具变得更粗矮、宽肥,可能是与瓷器造型的变化有关。但是,它们的装烧技法没有大的变化。 在第四期的遗迹中,我发现M1和M2都是用窑具砌成的墓圹,颇具特色。而第四期的瓷器则主要有碗、罐、钵、壶、灯等。这些瓷器依然胎体厚重、胎质较粗,有些釉色光泽不如前期。但是,这些器物的造型更加粗犷有力,体现了当时的审美趣味和生活需要。我在研究中发现,第五期的瓷器遗存NY1中出土了一些碗、罐、鸡腿瓶、缸和灯等器物。这些瓷器的胎体比较厚,多呈灰褐色,火候较高,造型也比较粗犷,大小不太规范,和前期的瓷器明显不同。碗、盆、盘等多敝口、斜壁,腹较深,圈足较高且外撇,中心有一突起的小乳钉,内底有较大的刮圈,口径与足径差距较大。这些器物的装饰比较简单,常见的有刻花、剔花等。而这期的釉色,以白釉较为流行,青釉次之,也有少量的褐釉。这些瓷器的胎体比较薄,多呈乳白色或肉红色。碗、钵等器物上流行宽圈足,而四系罐则明显减少,多见双系,为条形或宽带形,有的甚至没系。白釉器多施护胎釉,但烧结不好,脱釉现象较严重。第四期的窑具主要有小型支柱、三足支钉、垫板和垫钉等。通过瓷器上的烧痕,可以推测出这期的装烧技法主要流行层层隔烧法,即利用小型支柱,支撑垫板四角,垫板与垫板之间放置瓷器,瓷器与垫板之间用垫圈或垫饼固定,瓷器与瓷器之间用三足支钉或垫钉隔开。我发现,第五期的瓷器在设计上非常特别。比如,盆折沿较宽,底多凹呈璧状,而它的高度比与底部直径的比例大概为2.7:1,通高与足高的比较为7.6:1。而鸡腿瓶则是这个时期新出现的器物,形状肥硕浑圆,釉色以白釉为主,黑釉次之,青釉较少。施釉方法除了常见的蘸釉、涮釉之外,还有刷釉。流行的白釉黑花装饰,内容有各种鱼、花草、波浪等,十分具有艺术价值。 第五期瓷器的窑具主要以托座和匣体为主,其次为圆垫饼、垫圈等。根据同期瓷器上的烧痕分析,我们可以推测出,这个时期采用了两种技法:托座托烧和匣体装烧。前者是一种叠式裸烧法,可能将托座放在窑床上,然后在托座上叠放较大的器物,如罐、盆等。后者虽然出现时间较早,但到这个时期才流行起来。匣体多呈桶状或盆状,底部有孔,可能多是用来装烧碗、盘之类的瓷器。这些器物内底有刮圈,装烧时可以直接叠放在一起,不用使用垫具隔开。刮圈的新技法的出现,可以有效提高烧造瓷器的产量和质量,也消除了内底的支烧痕。我所研究的第六期瓷器种类最为丰富,包括生活用具例如碗、罐、盆、盘、钵、瓶、鸡腿瓶、缸、器盖、灯,以及玩具小瓶、人物、动物、棋子等。胎体多轻薄,胎质细密,呈白色或肉红色。器物造型规整,富于变化,同一种器物不但有大小的差别,而且也有造型上的不同。与前期相比,碗的造型基本相同,但辞圈明显缩小,显得不如前期稳重。口径与足径的比例约为3:1,通高与足高的比例为11:1。 在这个时期,瓷玩具较为流行,皆是小巧玲珑的,动物、人物生动可爱,釉色以白釉为主,黑釉次之,褐釉和青釉也有少量使用。釉质较为纯正,光泽度也比较好。白釉器上流行墨绘和题诗,绘画内容主要有弦纹、波浪纹、牡丹、荷花和兰草等。运笔度较好,显得生动而且富有生活情趣。 在这个时期,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托烧法和匣体装烧法的影响。我有幸参加了中陈郝瓷窑址的发掘,与我一起工作的有宋百川、刘凤君等人。我与一群同志一起,包括郭景新、李光雨、徐加军、石敬东、赵天文、冷艳燕、郑岩、徐龙国、陈永刚等人,一同前往中陈郝瓷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的工作。我们的领队是宋百川、刘凤君,器物摄影由刘统爱负责,而本文则由刘凤君、宋百川、徐龙国、郑岩、冷艳燕等人共同撰写。 通过我们的文物调查和考古发掘,结合以上摘录,我们得知这个遗址存在的时间很长(从北朝到金元)长达千多年,面积也非常大(约4至5平方公里),出土文物也相当丰富(仅1996年,该村村民在建房时一次就出土了312件瓷碗,还有筒式匣钵两个)。平日里征集的就更加不计其数,鲁南民俗馆的李天丰同志在社会上征集的瓷玩具就达到了百件以上。更加让人欣喜的是,他还征集到了中陈郝烧制的小动物玩具,这可真是个稀世珍宝。从他所征集到的动物玩具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中陈郝烧制的瓷玩具,形象独特,造型逼真,栩栩如生,让人爱不释手,这也说明中陈郝烧制玩具的技艺是十分精湛的。我了解到,由于烧瓷业的不断兴旺,中陈郝在这一阶段成为了周围地区(邹、滕、峄)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当时的皇权机构在这里设立了巡检司,知县张栾建,隆庆间知县王琰,设陈郝集公馆和内额省方亭,现在已经废弃了。同时还开设了集市和贸易,所以烧瓷业在这里兴盛起来,不仅吸引了很多商人,也吸引了许多前来烧香拜佛的人,现在传说中的九庙仅存一庙,即奶奶庙,但仍然吸引着很多人前来祈福。 当时七十二座罐瓦窑也在这里兴旺发展。现在这些窑已经被山东大学历史系和枣庄博物馆解剖了一些,而埋藏在地下千多年的各类瓷器也被重新发掘出来,从而再次展示了当年中陈郝的光辉历史。这座古村镇拥有古老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因此也吸引了很多瓷器考古者前来探访和研究。就连来自日本的瓷器考古学者也多次前来考查,并把这里视作瓷器烧制业研究的宝库。罗锅桥也成为当地交通的重要枢纽之一,现在它仍然经受着人们的车来车往。如此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底蕴,让我们更加爱护和珍视这座古老村镇。在历经隋唐、五代、宋元的岁月,这个交易场所兴旺昌盛。由于各个时代瓷器烧制业的不断发展,瓷窑遍布村庄四周,因此有着七十二座缸瓦窑之说。在烧制瓷器的过程中,水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河流从这个村庄中穿过。河上有很多桥梁,下面是很多舟船竞游,水中白帆点点,桥上车水马龙,喧闹异常,因此留下了十桥之记载。沿着河边靠近桥的地方,庙宇林立,有很多善男信女烧香拜佛,络绎不绝,因此留下了九庙之传闻。所以,至今仍然流传着九庙十桥七十二座缸瓦窑的掌故。